看見不自由的年代

『高地戰』故事背景是韓戰期間(1950-1953)南北韓之間的同胞相殘。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沒有奮勇殺敵」就不能證明自己對國家忠誠，對敵人仁慈很可能會引來對自己與盟友極為殘忍的後果，人生選項不容商量、只能上命下從。

人性的美德、個體的自由與理性在戰場上被迫消失，人被戰爭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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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麗的假期」則看見軍隊的槍砲彈藥與坦克所瞄準的對象轉向國民。這故事背景是與韓戰爆發相隔30年之後的光州市民抗暴事件（1980）。韓國政府宣稱是派令軍隊與警察執行『鎮暴』任務。新聞媒體的『報導』也為政權服務，將異議者與反抗者塑造為暴民。當其時冷戰架構之下美蘇兩種意識形態對抗，專制政權塑造『間諜就在你身邊』的恐怖肅殺之氣。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惟命是從。人仍舊生活在沒有自由的國度，即使是在所謂的民主共和國。

一旦戰爭啓動，人將活得不像人。在戰時個人要逃離「命令—服從」的關係，拒絕被暴力結構綁架在戰場，似乎並非輕易的事。更多時候是除了死亡（抗命而被就地槍斃、或者明知沒有勝算也必須奉命殺敵）之外，沒有多餘的選擇。戰士交出良知，變身為殺戮的機器，以求能活命回家。

黑暗恐怖的戰爭時代落幕，人與人之間共同守望的願景—愛與和平—是當代人的責任與挑戰。為了避免全面戰爭的重蹈覆轍，杜絕核武使我們相互毀滅，珍惜並重視每一位個體的生命，我們更需要的是『用人類自由與理性的理想，來重新安排人類事務』（<<社會學的想像>>，p256）。讓理性實踐它的社會使命，能夠『形塑各種抉擇，擴展人類決策在歷史創造上的境域』（<<社會學的想像>>，p235），使人們自主的抉擇，當自己的主人。「自由」在此是非常關鍵的主題。

『不應該訴諸我們的個人利益或者狹義解釋的政治忠誠來作出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律和負責地行動，一個公民必須訴諸一些構成憲法基礎並指導解釋憲法的政治原則。他必須努力評價應該怎樣把這些原則運用到現存環境中。』（<<正義論>>，p305）

從根本上來說，『極權主義蔑視法律和合法性』（<<極權主義的起源>>，p408），因此應該從權力源頭開始，就必須讓這類無視人命、扭曲人性的『命令』沒有合法正當的位置，使戰爭因子沒有滲透的機會。我們需要從國際憲章以及本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與自由，來認識民主法治所要堅守的人權底線、基本原則，並且運用它們於生活周遭，同時也不宜忽略對於『戰爭的結構性議題』的認識，包括：戰爭的起因、捲入者的類型、對經濟政治家庭宗教制度影響、國家對世界秩序的責任（<<社會學的想像>>，p39）。

然而如果沒有正視一個現存的現象，可能又會被抨擊這僅是自由與理性的『理想』。也就是目前我們不難發現過去的戰爭與專制政權所導致的幽靈尚未退散，包括公民對政治（公共事務的參與）感到戒慎恐懼，或者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專制政權所繁殖的恐怖主義的遺毒使然。而且到現在政府仍可能針對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檔案公開的問題，告訴大眾：基於當事人隱私權益，因此檔案仍需保持機密不宜公開。John Dunn提醒的沒錯：「政府愈想控制公民同儕知道些什麼，公民就愈無法要求權威者該如何統治。政府對公民保留愈多的資訊，這些提供權威者就需負擔愈少的責任。」（<<為什麼是民主？>>，2008，p153-154）

「行動公民」的教育少不了「政治義務和責任的理論」。在自由的前提之上，公民受憲法保障，能實踐個人的權利與責任，擁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平等機會。在體制方面，武力排除於政治領域之外，軍隊國家化，以消滅武力和暴力對自由的威脅。藉由體制所發揮的效應，逐步去消弭關於政治的偏見，形成對民主文化有養分的有機環境。冷漠與疏離也是當前令人不陌生的現況。「不安本身就是個人的煩惱，漠然本身就是議題」（<<社會學的想像>>，p42），從教育面向來看，煩惱、漠然便是行動公民可以聚焦的主題，使議題(issues即公共事務)和個人的生活經驗連結，運用政治原則去尋求解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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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戰/고지전/ The Front Line（2011）

華麗的假期/화려한 휴가/华丽的休假/ Splendid Holiday /Remember U 518/ May 1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