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學運
〈網路學運、集遊法、責任〉
一、從網路學(社)運的特性看「責任」
1106靜坐活動後，我在電視新聞(所謂的主流媒體)上看到一則報導，那是一位女記者訪問活動發起人李明璁老師，
她問「如果有學生受傷了，誰來負責？」，李老師氣憤的回答，我們每一個人都為自己負責。
李明璁運用網路號召「線上鄉民」響應行政院前的靜坐行動，訴求是「馬劉道歉」、「蔡王下台」、「修改集遊法」。
有人質疑李明璁曾經參加謝長廷2008年總統競選團隊，他也確實曾經在今(97)年總統大選前，發了一封信，請親朋好友支持謝長廷。
即使李明璁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是否真的因此影響1106靜坐活動的正當性？
我認為可以、也應該從「責任」的觀點去思考「靜坐行動」的本質，不宜貿然以「背後是否有特定政黨的操作或煽動」的觀點來質疑行動的正當性與公正性。
李明璁固然有他的政治立場，曾經動員親朋好友將票投給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也是事實，但這些屬於他的表現自由，他所欲召喚的群眾，未必要買單。
同理，這次他號召1106靜坐，網友買不買單，出於自願。
網友響應了靜坐訴求，但是否可以因而認定這些網友(大學生)也概括接受李明璁其他特定的政治主張？
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大學生多數已滿18歲。她/他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跟隨某某訴求。
在過程中，每個成年的行為者，應該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每一個受到「召喚」的網路鄉民，在得知訊息之後，是在自由意志之下，自主決定是否要挺身參與靜坐。
並且我們應該都能夠同意，透過網路的動員，並無法精確掌握實際前來響應的人數。
於是，「活動發起人是否應為所有前來參加靜坐的個人行為，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
無論這問題的答案為「是」或「否」，都值得討論其中的合理性。
以筆者之見，如果要發起人負起全責，毋寧是「一種不可承受的沉重」，並且我要用批判的角度來指出，這種「要發起人負責」的觀點透露了對於學生的不信任，以及家父長式的保護心態。
還一項關於責任主體的問題也應予以注意。
通常集會遊行所訴求、抗議的主體是「國家」、「某政府機關」、「公權力」，這些擔負國家治理責任的主體跟一般人民主體是不同的。
所以當有人批評「學運抗議警察執法過當卻不譴責某些泛綠支持群眾的暴力行為」，似乎是選擇性的抗議。
然而這樣的觀點是混淆了不同的責任主體，因為學運訴求的層次是政府的暴力，而非個人的暴力(例如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來台遇襲事件當中出手攻擊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抗議群眾丟擲汽油彈造成公共危險者，均有其刑事責任應負)。
雖然說「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責任負責」，但是關於警察執法過當與否，此事涉及到警察與國安系統有上級與下屬的隸屬關係，所以要控訴的主體是國家機器(官僚系統)，並非單一員警。對於責任主體及其層次的釐清，有助於我們思考「大學生為何願意接受動員」以及靜坐訴求的說服力、引起共鳴的原因。
二、集遊法的不合理所在
集會遊行法總共35條，內容不多，很快地可以逐條瀏覽大意，我要用一句諺語來形容這個法律：倒洗澡水，卻連嬰兒也倒掉了。
集遊法除了規範那些有必要事前報備的集遊行動(例如可能影響多數人的交通便利)之外，卻連其他平和、小規模、不至於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室外集會遊行的政治自由，也一併限縮了。
更何況，這套法律很難適用於前述的網路學(社)運，因為現有的集遊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必須有負責人、要事先申請並獲主管機關許可。
過去，由於傳播管道尚未自由開放且普遍，若非民眾平日便有參加體制外組織的習慣，否則不容易知曉民間動員的集會遊行行動，因此當時上街頭的群眾也多半相互認識。
然而，現今傳播工具包括了手機、網路、攝影機、照相機，況且新聞媒體也會事先預告大型的集遊行動，因此更增加了隨動員而來的群眾複雜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負責人(發起人)既然有能力把群眾帶上街，就要負責把他們帶回去」的說法，是否還合理呢？
我們來思辨以下的問題：
如果每個參與的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為何「負責人/發起人」要為其他成熟個體的違法行為負責？
如果要「負責人/發起人」擔負這種「不可能的任務」，並可能導致「負責人/發起人」要擔起不屬於他/她個人的責任的「責任」，這樣是正義嗎？
現行的「集遊法」舊名稱是「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於中華民國77年公布，並在81年改為現在的名稱，91年做了6個條文的修正。
台灣走過戒嚴與解嚴的時候，20歲的集遊法，是否適用現在「傳播迅速」的網路社會？值得思考。
我要再次的用批判的觀點，評論「集遊法」也是透露出對於人民的不信任以及家父長式的保護心態。
三、非常手段
通常國內外公民教育教材會告訴我們，當公民發現一項公共議題很值得探討並加以解決時，應該先有一群人從事於「釐清」及「討論」的行動，並蒐集資料，作成一份說帖，向民意代表或者政府機關反應，召開公聽會，研議解決方案…等等合法且合宜的公民行動步驟。
然而如果這些步驟與方法都用盡了，問題仍然提滯不前無法獲得有效解決，怎麼辦？
主張修改集遊法的公民團體便是遭遇這樣的處境。於是，為「惡法」(集遊法)前往行政法靜坐抗議，便成為了一個非常手段。
教育部長呼籲大學生要遵循合法管道來表達意見。但是大學生要訴求的對象，正是這個合法管道本身的合理性。
四、教師的角色
1106靜坐以及發展出的野草苺學運，參與其中的不只是大學生，也有大學教授。
我有個關於老師與學生的想像。
那些沒有響應學運的其他學生，如何看待廣場上的老師？
而老師如何理解那些不認同學運訴求的課堂上的其他學生？
還有，不支持學運的老師，如何看待學生？
於是，支持/反對的老師，與支持/反對的學生，彼此如何看待？
我思考的是，除了表現自由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有關教育倫理的問題。
學生會不會揣摩老師的偏好，而刻意表現出有違本意的偽立場？
或許，(我想像)，有的老師可以告訴學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與言論自由。
所以當然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野草苺學運，這些都不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評量成績。
但是，我更期待，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去思考「支持」或「反對」野草莓學運的理由，
不刻意迴避對這個案例的討論，透過這次學運讓學生練習思辨，學習民主。
教師或可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引導學生發現思考上的盲點，
亦或者教師本身也有思考盲點。
那何妨不開放心胸、與學生教學相長一同尋找盲點呢？
一、從網路學(社)運的特性看「責任」
1106靜坐活動後，我在電視新聞(所謂的主流媒體)上看到一則報導，那是一位女記者訪問活動發起人李明璁老師，
她問「如果有學生受傷了，誰來負責？」，李老師氣憤的回答，我們每一個人都為自己負責。
李明璁運用網路號召「線上鄉民」響應行政院前的靜坐行動，訴求是「馬劉道歉」、「蔡王下台」、「修改集遊法」。
有人質疑李明璁曾經參加謝長廷2008年總統競選團隊，他也確實曾經在今(97)年總統大選前，發了一封信，請親朋好友支持謝長廷。
即使李明璁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是否真的因此影響1106靜坐活動的正當性？
我認為可以、也應該從「責任」的觀點去思考「靜坐行動」的本質，不宜貿然以「背後是否有特定政黨的操作或煽動」的觀點來質疑行動的正當性與公正性。
李明璁固然有他的政治立場，曾經動員親朋好友將票投給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也是事實，但這些屬於他的表現自由，他所欲召喚的群眾，未必要買單。
同理，這次他號召1106靜坐，網友買不買單，出於自願。
網友響應了靜坐訴求，但是否可以因而認定這些網友(大學生)也概括接受李明璁其他特定的政治主張？
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大學生多數已滿18歲。她/他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跟隨某某訴求。
在過程中，每個成年的行為者，應該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每一個受到「召喚」的網路鄉民，在得知訊息之後，是在自由意志之下，自主決定是否要挺身參與靜坐。
並且我們應該都能夠同意，透過網路的動員，並無法精確掌握實際前來響應的人數。
於是，「活動發起人是否應為所有前來參加靜坐的個人行為，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
無論這問題的答案為「是」或「否」，都值得討論其中的合理性。
以筆者之見，如果要發起人負起全責，毋寧是「一種不可承受的沉重」，並且我要用批判的角度來指出，這種「要發起人負責」的觀點透露了對於學生的不信任，以及家父長式的保護心態。
還一項關於責任主體的問題也應予以注意。
通常集會遊行所訴求、抗議的主體是「國家」、「某政府機關」、「公權力」，這些擔負國家治理責任的主體跟一般人民主體是不同的。
所以當有人批評「學運抗議警察執法過當卻不譴責某些泛綠支持群眾的暴力行為」，似乎是選擇性的抗議。
然而這樣的觀點是混淆了不同的責任主體，因為學運訴求的層次是政府的暴力，而非個人的暴力(例如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來台遇襲事件當中出手攻擊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抗議群眾丟擲汽油彈造成公共危險者，均有其刑事責任應負)。
雖然說「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責任負責」，但是關於警察執法過當與否，此事涉及到警察與國安系統有上級與下屬的隸屬關係，所以要控訴的主體是國家機器(官僚系統)，並非單一員警。對於責任主體及其層次的釐清，有助於我們思考「大學生為何願意接受動員」以及靜坐訴求的說服力、引起共鳴的原因。
二、集遊法的不合理所在
集會遊行法總共35條，內容不多，很快地可以逐條瀏覽大意，我要用一句諺語來形容這個法律：倒洗澡水，卻連嬰兒也倒掉了。
集遊法除了規範那些有必要事前報備的集遊行動(例如可能影響多數人的交通便利)之外，卻連其他平和、小規模、不至於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室外集會遊行的政治自由，也一併限縮了。
更何況，這套法律很難適用於前述的網路學(社)運，因為現有的集遊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必須有負責人、要事先申請並獲主管機關許可。
過去，由於傳播管道尚未自由開放且普遍，若非民眾平日便有參加體制外組織的習慣，否則不容易知曉民間動員的集會遊行行動，因此當時上街頭的群眾也多半相互認識。
然而，現今傳播工具包括了手機、網路、攝影機、照相機，況且新聞媒體也會事先預告大型的集遊行動，因此更增加了隨動員而來的群眾複雜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負責人(發起人)既然有能力把群眾帶上街，就要負責把他們帶回去」的說法，是否還合理呢？
我們來思辨以下的問題：
如果每個參與的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為何「負責人/發起人」要為其他成熟個體的違法行為負責？
如果要「負責人/發起人」擔負這種「不可能的任務」，並可能導致「負責人/發起人」要擔起不屬於他/她個人的責任的「責任」，這樣是正義嗎？
現行的「集遊法」舊名稱是「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於中華民國77年公布，並在81年改為現在的名稱，91年做了6個條文的修正。
台灣走過戒嚴與解嚴的時候，20歲的集遊法，是否適用現在「傳播迅速」的網路社會？值得思考。
我要再次的用批判的觀點，評論「集遊法」也是透露出對於人民的不信任以及家父長式的保護心態。
三、非常手段
通常國內外公民教育教材會告訴我們，當公民發現一項公共議題很值得探討並加以解決時，應該先有一群人從事於「釐清」及「討論」的行動，並蒐集資料，作成一份說帖，向民意代表或者政府機關反應，召開公聽會，研議解決方案…等等合法且合宜的公民行動步驟。
然而如果這些步驟與方法都用盡了，問題仍然提滯不前無法獲得有效解決，怎麼辦？
主張修改集遊法的公民團體便是遭遇這樣的處境。於是，為「惡法」(集遊法)前往行政法靜坐抗議，便成為了一個非常手段。
教育部長呼籲大學生要遵循合法管道來表達意見。但是大學生要訴求的對象，正是這個合法管道本身的合理性。
四、教師的角色
1106靜坐以及發展出的野草苺學運，參與其中的不只是大學生，也有大學教授。
我有個關於老師與學生的想像。
那些沒有響應學運的其他學生，如何看待廣場上的老師？
而老師如何理解那些不認同學運訴求的課堂上的其他學生？
還有，不支持學運的老師，如何看待學生？
於是，支持/反對的老師，與支持/反對的學生，彼此如何看待？
我思考的是，除了表現自由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有關教育倫理的問題。
學生會不會揣摩老師的偏好，而刻意表現出有違本意的偽立場？
或許，(我想像)，有的老師可以告訴學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與言論自由。
所以當然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野草苺學運，這些都不會影響老師對學生的評量成績。
但是，我更期待，老師可以引導學生去思考「支持」或「反對」野草莓學運的理由，
不刻意迴避對這個案例的討論，透過這次學運讓學生練習思辨，學習民主。
教師或可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引導學生發現思考上的盲點，
亦或者教師本身也有思考盲點。
那何妨不開放心胸、與學生教學相長一同尋找盲點呢？
